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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全球化视野下的结构性分析

作者:admin来源:本网 日期:2018-3-20 8:49:11 人气: 标签:

  国家认同:全球化视野下的结构性分析金太军姚虎推动及社会内在转型的双向互动。在这一双重时空坐标中,对国家认同的考察不能醉心于国家认同的变迁与再建构的宏观研究层面,停留在公民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等领域中具体形态的微观研究层面,而要加强沟通宏观与微观的中观层次学术考察。在梳理国家认同的概念基础上“怎样获得国家认同”

  的问题自然被置换为‘’国家认同何以可能“的问题。消解个人层面的本体性焦虑,使其回归本体性安全及实现国家层面的国家向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彰显国家认同的功能性力量。无论是基于理论逻辑阐述还是事实经验考察,国家认同都不能独立地发挥稳定且持久的作用,而是需要经济激励系统、政治价值系统与制度组织系统三方面的基础性结构支撑,这三个领域的功能匹配是国家认同得以可能的有效路径。

  江苏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苏州215123);姚虎,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苏州215123)。

  一、引论近数十年来“认同”(identity)研究在各种学术文本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如同等待黄昏到来才起飞的“密涅瓦猫头鹰”①呈现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理性反思,更是意识到“认同”是民族国家发展中不可缺乏且无可比拟的“软权来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研究“(13AZD018)、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政治学、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资助成果。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页。

  力“(soft power)。①研究”认同“,探索具体社会背景下国家认同建构的有效路径,已成为学术界一个长盛不衰的重要论题。目前,关于国家认同的众多研究,包括民族认同、公民认同、政治认同、地域认同、文化认同、制度认同、社会认同等等。

  在民族认同方面,贺金瑞、燕继荣认为,民族认同一方面是国家认同的前提,另一方面又受国家认同的认可和保护,公民国家需要不断引导民族认同上升和达到国家认同,如果停留在民族认同则有可能阻碍国家认同的建立。②高永久、朱军则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价值共识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社会实践中可以和谐共存;二者统一的路径是构建能够有效整合民族异质性与国家统一性的公民身份,完善公民权制度。③虽然学者们指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并需要完成由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以及构建公民身份、制度形成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和谐,但由于其研究重点仍然停留于国家认同单体形态的为公民对国家认同遵循两种进路,即公民对国家共同体(country/nation)的认同和对国家政权系统(state)的认同,这是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匹配的逻辑基础;在现实图景上,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匹配具有交叉性和动态性。④在政治认同方面,李素华认为公民对某种政治权力的认同,是公民对政治权力的承认、赞同和同意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即一个国家执政的政治权力如何获得所需要的认同。⑤肖滨、李素华的研究论证了国家认同在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力上的基本形态的呈现,但研究还只是满足于国家认同一种单元概念的阐述以及只是对国家认同的单向建构,因而缺乏对国家认同多元因子的开发以及共同体与个体之间双向互动的描绘。在地域认同方面,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地域认同就是国民对国家的疏离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次共同体认同的常见现象。人们将会抗拒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和社会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的过程,而更愿意在那些不断产生归属感、最终在许多情况下产生一种共同体的组织中聚集到一起,⑥于是也形成了相应的地域利益共同体及地域认同。在文化认同方面,韩震认为文化认同参见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参见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年参见肖滨:公民认同国家的逻辑进路与现实图景兼答对‘’匹配论“的若干怀疑,参见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2版),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5页。

  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形式,文化认同构成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中介形式。①尽管卡斯特与韩震注意到国家认同不是简单的单元概念,也揭示了国家认同不是单体形态或者说是单向演绎的侧面,但囿于既有两元乃至三元因素的阐释框架,客观上忽视了国家认同是一种多元认同的融合与汇聚,没有深入到国家认同在不同场域中以多种角度、切面与边界展示出不同的认同形态与理念,故而有泛化之嫌。

  显然,在以往的诸多研究中,国家认同只是共同体或个体单向的演绎,而不是更多的共同体与个体的双向建构;国家认同只是单元的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的概念呈现,抑或是两元乃至三元的诸如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简单集合,而不是一种多元的认同的融合与汇聚,在不同场域中以多种角度、切面与边界展示出不同的认同形式与理念。换言之,当前国内的国家认同研究,要么停留在具体的微观研究层面,要么追求宏大叙事,缺失的恰恰是中观层次的学术考察。事实上,中观层次既是沟通微观与宏观的中介,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对于研究国家认同是如何建构、如何变迁,支撑国家认同建构和变迁的力量是什么,以及构成国家认同的基础性支撑为何物等问题至关重要。

  中国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历史上很少有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如此广泛的领域同时进行如此巨大的转型过程,这种深刻的转型势必要经历极为深刻的社会阵痛。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一场具有双重影响的深刻社会变革,它必然会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引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市场经济有造就“民族经济”

  一体化的强大功能,也具有分化社会、孕育利益冲突的“负能量”。一方面,中国社会的一体化程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另一方面,国内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利益矛盾也明显地呈现出来。利益分配不均和社会公平失衡激化着社会矛盾,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不仅如此,1978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已日益纳入全球化体系与进程之中。以经济全球化为开端,全球化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动态的综合过程。超国家权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影响的扩大,以大型跨国企业的全球竞争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以互联网等新兴传媒为载体的文化全球化浪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先发”优势,都对发展中国家传统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特别是国家认同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现阶段,中国面临着全球化外力推动及社会内在转型的双向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这一双重时空坐标中,国家认同所遭遇的挑战更为严峻。这正是本文的立论依据及研究的现实指向所在。

  ①参见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二、国家认同的概念基础与内涵些identities的各自轻重分量也会变化,它们有时是相辅相成,有时也会彼此相冲突。“①”认同“是想象的,而这种想象却是包含着冲突的一体两面:一面为”同一“(sameness),即”自我归类“(self~categorization),与其他行为体共有的归属或者确认;另一面为”差异“(diversity),即本行为体区别于他行为体的规定性,或者说是社会行为体之所以为”我“而非”他“的规定性。如何看待”认同“概念同时出现两种相互冲突和矛盾应该说,无论是认”同“还是求”异“,实质上构成了”认同“这枚硬币的两面。甚至说,求”异“还是认”同“不可或缺的前提。在心理学中,这种求”异“通常以建构”偏见“(bias)的方式得以实现,②并且带有强烈的我族中心主义色彩。因此”认同“大都是”想异“而”构同“,想象出对立面的”敌人“即”他者“,才能建构出”我者“的”认同“。③但是,正如”差序格局“所彰明的那样,想象的变化与多元引致个人行为体之间乃至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区分边界变得模糊与混乱。在变化与多元的参照系下,映射出了不同含义、不同层面以及不同形态的认同,而不同的认同又生产出不同的个人归属构想与不同的国家象征构建。譬如对于中国人来说”同一性“是与作为”中国人“这个人群集合相对应的。而”中国人“这个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和国民性格,构成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在基本的国民性格方面,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是共同拥有的。但是,相对于”美国人“而言,对”中国人“的认同恰恰突出了”中国人“的个性和特点。

  认同强调的是个人或者群体的自我建构,即强调认同承载者的主体性。“自我部分地是由其自我解释构成的”④即“认同”体现认同承载者的主体性,强调是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亨廷顿认为,为了建立关于‘’我们“的‘’认同”,必须寻找对立面,即建构‘’敌人,从对‘’敌人“的想象中寻求我们自身的形象”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该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上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个人或者群体的自我建构。”关于认同,当它指涉的是社会行动者之时,我认为它是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认同则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也是由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①个人或群体的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②它不是单纯的意识内化或者形象塑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都是构建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或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identity的”,③它是建立在对于外在环境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与自我解读(self-nterpret)的一种选择性接受或者归属。④在全球化和风险社会背景下,潮涌般的新信息和新知识构成新的生活环境,新的外在环境则建构个人新的认知发展,即对自身发展作出“反身性筹划”(reflexive proect)。⑤观能动性并占据主导地位,即“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成为国家认同无可避免的趋势。当然,个人在认同建构与选择上显性的能动与自由并不处于完美情境,正如“人的意识划分为话语意识、实践意识和无意识三个层次一样”,⑥隐性制度架构的规约与基础秩序的束缚,使得个人的“认同”与其说是“自主性建构”不如说是“结构下驱使”。

  上更多地展现了个性、差异的“自我证明”(self-rerification)和“自我预期”(self- efficacy),即为“存异”

  面相的“自我认同”(self-dentity)。而体现个人层面上归属与类性的“去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则为“求同”面相的“国家认同”

  (national identity)。二者矛盾性地纠缠在一起,构成个人“认同”的一体两面。当然“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而“只有在其他自我之中”,或者“在与某些人的对话关系中,我才是自我”。⑦因此“求同”面相的“国家认同”是以而各种形态的所谓“认同”都是以国家中不同参照体、不同切入面展开的。对于个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0页。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1页。

  当然,这里‘’认同“自我建构的能动性也是行动者行动的反身性监控(reflexive monitoring of action)能力提升的结果和表征。(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9页。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第39页。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第48―50页。

  人和群体而言,自我归类与参照的对象不同,其内容自然会出现各种差别。今天我们所说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地域认同”、“文化认同”、‘制度认同“实质上都是”国家认同“是对某一具体形态的国家认同,是指向自己”归属于何种国家范畴或者组织“。①认同就成像为文化认同形态。如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我们是谁一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强调,没有对盎格鲁一新教文化核心地位的认同,就没有美国的民族认同,”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对于美国国民身份/国家特性始终居于中心地位“。②但是,这种说法不一定具有普适性。在现实生活中,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之间在主观上存在紧张关系的现象也并非罕见。就如鲁迅那一代的新文化健将,一方面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民族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排斥,竭尽全力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对国人的思维束缚。但颇为悖谬的是,这种对本国文化的拒斥和反对恰恰是建立在对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深层认同基础上的,或者说是为了更好地认同这个民族和国家。

  在传统的国家,个人或者群体处于相对稳定的社交圈群以及稳定的生活和生产空间中。彼时的国家情境中,具有先赋性的角色安排和认同内化,让个人或者群体的认同无须建构与选择。对于家国同构的传统中国,国家的认同更是水到渠成,即使产生所谓“忠孝两难全”的认同徘徊,也因为国上家下、国大家小以及国家本位下的个体主体性的缺失,终究必然消弭于无形之中。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全球化狂镪突进的时代背景下,国家认同正愈益成为一个问题,现代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延展了确定的空间边界和定格的交往网络。

  随着物理边界的不断变化与超越,民族国家这样最为稳定的组织载体同样淹没在流动的现代性之中。当确定性的消失、空间的流动性以及全面的相对化置换着不断变化的时间概念、空间概念和文化概念,国家文化内涵就被抽空、填充和再生产。加之不确定性下风险的点、线、面增至泛滥,使得个人认同基础由本体性安全沦为本体性焦虑,而国家认同则遭遇认同主体上的模糊失范与客体上的无从参照。于是,“怎样获得国家认同”的问题,就被置换为“国家认同何以可能”的问题。

  同样颇为悖谬的是,确定性的消失不但没有让人类放弃对确定性的需求,反而进一步促使人们认识到确定性的重要性。于是,在没有确定性的条件下追求确定性就被提升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国家认同”也是如此,正是它的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7页。

  快要消逝才让人们陡然觉察到其重要性,正是它的不可能性使它的必要性得以凸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国家认同”已经成为挽救全球化冲击下不同程度陷于认同危机的各种确定的“国家组织”和“文化类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不仅仅是针对在全球化中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也难以置身事外,这正是亨廷顿所说的美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认同与文化分裂危机的主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认同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但本文论述的焦点集中在国家认同所具有的功能性力量、发挥功能力量背后的支撑体系以及支撑体系功能匹配的理想形态。

  三、国家认同的功能性力量如开篇所述,“国家认同”兴起的首要原因就是其被发掘出来的或者说被建构起来的非凡力量。在这里,有必要对“国家认同的功能性力量”作理论交待,这不仅是出于全面展示“国家认同”的必要,而且对于本文的立论基础也是不可或缺的。卡斯特认为,“与角色相比,认同是更稳固的意义来源,因为认同涉及了自我建构和个体化的过程。认同所组织起来的是意义,而角色组织起来的是功能。”①在自我建构意义来源的同时,国家认同也内化为一些支配性制度与组织的协商和安排,即认同中融合角色,意义中浮现功能。事实上,国家认同虽然不能包治百病,但的确具有某些实在的功能性力量,在保证个人的本体性安全、维系国家和谐发展以及在全球化时代的“维新”国家认同上,都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个人层面:维护本体性安全从个人层面看“具体的国家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各种行为和基本偏好”。②国家认同的成功建构有助于个人对国家赋予的身份意义进行自我感知、自我选择、自我构想与判断,维护个人的本体性安全,防止本体性焦虑,并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和行为适应国家制度规章和道德体系。“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间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对你有意义和重要的,以及什么是浅薄的和次要的。”③一个人若缺失认同,即出现“认同危机”,就会产生严重的无方向感和不确定性。相对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5―6页。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第38页。

  泰勒(Charles Taylor)对认同的伦理学界定,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认识似乎现实主义得多。吉登斯看来,认同不仅是个人发展所作出的“反身性筹划”,更重要的是个人追寻本体性安全的驱使。所谓“本体性安全”是指“对自然界与社会世界的表面反映了它们的内在性质这一点的信心或信任,包括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基本存在性衡量因素”①是作为国家普通成员在国家生活中维持生计的底线。

  个人同其国家环境中的其他行动者展开互动,是在互动中把握和理解国家规范,通过这些国家规范来确定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化(routinization)的。确定的空间边界和定格可控的交际网络,构成了惯常例行的生活情境。一旦惯常的生活情境被消解,不确定伴随着信任的式微以及认同的模糊,随之而来的就只能是从本体性安全坠入本体性焦虑之中。

  在传统国家中,基本不变的“传统”构成国家认同的基础,对惯常生活情境的认同和维持保证了人们的本体性安全。此时,“行动的反身性监控”虽然彰显了人们在实现国家认同方面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本身是非常次要的,没有太多的算计、选择的成分在内。但进入现代性特别是晚期现代性阶段以后就不一样了。由于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原则是现代社会特别是风险社会的构成性原则,在现代国家和风险社会中,一切都不是终极正确的,一切都是开放的和可修改的,一切都是风险性的。现代性的这种原则对个人的国家认同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现代国家是一个后传统国家,一个例行性的日常生活被彻底打破的国家,一个各种风险都由每一个国家个体来承担的国家,当本体性焦虑充斥国家个体例行生活时,“认同危机”便不再是简单的道德方向感缺失,而是国家认同所赖以依存的物质与精神基础的弥散;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高科技、高理性特性下,个体的国家认同更多基于计算、批判、怀疑,于是理性主义与怀疑主义在认同危机中大行其道,而个体在国家认同的稳定性预期以及如何走出认同危机方面便缺乏应有的考量。

  从国家层面看,认同在经济激励上实现经济福利生产和再生产,政治价值上确立内向的合法性,制度组织上确定国家的符号边界。国家认同按照国家要素和社会规划,处理来自历史地理信息、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道德价值判断、权力机器与宗教启示等海量材料,并重新安排它们的意义。国家认同理论把认同视为一个区分内、外群体的过程。认同是个体归属的一种自我与他者的构建,通过辨识共同特征而归属于“我”国家,并同时产生“我”国家偏好和“他”国家偏见。个体通过实现或维持积极的国家认同来提高情感依附和心理安全保障,积极①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第524页。

  的依附与保障则来源于“我”国家与相关的“他”国家的有利比较。因此“国家的凝聚力和国民对它的忠诚,便取决于国家保证个人福祉的能力”。①当国家认同受到威胁时,个体会采用各种策略来提高情感依附和心理安全保障,此时国家认同更像一个能力的蓄水池1吏政府得以减少对暴力的依赖,具备更大的能力来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②个体过分热衷于偏好”我“国家以及偏见”他“国家,并在寻求积极的国家认同和情感依附中体会国家间差异,就容易引起国家间偏见和国家间冲突。众所周知,犹太民族虽经数千年颠沛流离却依然存在并成功实现以色列建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强烈且生生不息的民族认同,但直到其建立民族国家之后,犹太民族才真正自立与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因获得了民族认同的强大国家载体而形成犹太民族的空前凝聚力与强盛的综合国力。这很好地说明了”民族国家乃是建立在多民族的基础上,仍然广泛被认可“③之原因所在。

  中华文明是举世唯一历经数千年而持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形态,其中的缘由固然错综复杂,但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对国家(无论其具体形态如何千变万化,改朝换代从未停息)的认同,即使到21世纪的今无“爱国主义”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构成该体系一脉相承的“硬核”。

  国家认同的意义在全球化时代显得更为突出。卡斯特对这一点作过充分论述。

  他看到了全球化条件下民族主义、新社会运动等力量的崛起,而这些力量背后的重要支撑就是一种新的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他所说的“规划性认同”和“合法性认同”。④而国家认同一般都经历了由抗拒支配性制度的“拒斥性认同”到国家社会转型过渡为“规划性认同”,最终转型成功而重新形成新支配性制度下“合法性认同”。当然“合法性认同”的均衡伴随着具体环境与条件的制约又一轮被打破,这也正说明国家认同是需要伴随着具体历史情境而动态发展的。“在一个普遍充斥着组织崩溃、制度丧失正当性、主要的社会运动消失无踪,以及文化表现朝生暮死的历史时期里,认同变成是主要的,有时甚至是惟一的意义来源。”⑤卡斯特的这种观点足以解释图海纳(Alain Touraine)对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是从现代社会及其制度的废墟中涌现出了生产、消费和通讯的全球化网络,另一方面是社群又回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页。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2版),第6―7页。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复了原状“①这一悖论现象的惊叹。但是,在这里的论述同前文提出的全球化使认同变得困难的判断进行比较,似乎可以看到在逻辑上的矛盾。事实上,这与其说是(三)全球化层面:”维新“国家认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②而同时消失“。③显而易见,一方面,全球化是资本推动的结果,资本的无限制扩张使得资本拥有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地方文化侵蚀弱势群体的民族认同,引致弱势群体的国家与公共领域的衰落,国家认同变得脆弱;另一方面,全球化作为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过程,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个体与群体的自身权利与国家福利的稳定性预期被减弱,公共生活的确定性安排被打破,从而国家认同的稳定性生态生成基础被削弱、悬置乃至抽离。可是,与此同时,现代通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又使得各种跨越地域限制的交流成为可能,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全球性技术建立起新的国家认同;而且如前文所述,认同本身是存在”求同“与’存异”两种面相的矛盾统一体,当全球化不断扩张并深刻重塑弱势群体生活的同时,恰恰不经意地成了醒,强化了其民族国家自身利益以及自身独特性如民族国家的政治价值、文化传统等。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呈现为消解与重构、削弱与强化并行的特征”⑤处于弱势群体的民族国家通过国家认同的再生产,对自身结构功能作出调适与创新,使得新国家认同可以有效抵制全球化中资本强势拥有者普遍主义的侵蚀,政策的推行导致亚非拉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具有本质的一致性。我们可以看到,从全球化在认同方面所产生的悖论性效应中,民族国家认同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认同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狄玉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页。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页。

  王卓君、何华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金太军、糜晶:从领土纷争看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的重构,江海学刊2013年的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变为推进民族国家再构建的有效选择与路径之一。

  四、国家认同的支撑体系国家认同不能完全独立地发挥稳定且持久的作用,它需要一些基础性结构的支撑。这种基础性支撑体系在中观层次上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内容:经济激励系统、政治价值系统和制度组织系统。无论在理论阐述还是实践生活中,无论其具体结构形态如何,这三个基础性领域对于国家认同的稳定化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是这三个领域而非其他领域构成了国家认同的基础性支撑体系这三个领域在国家认同方面各自发挥了怎样的支撑作用在发挥最大的支撑功能时,它们之间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匹配关系在此,有必要对支撑国家认同的三个基础性领域的内涵作出界定:经济激励系统是指经济发展绩效关系国家公共生活与民众基础生活幸福程度,由此调动民众对国家认同的程度;政治价值系统是一整套逻辑上相联系的价值观和信念,它提供一套认知系统(cognitive system)①以及象征符号体系,从而唤起民众“对统治者合法性的信仰”,②即培养公众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心理;制度组织系统是灌输组织中的行为规则、常规和全部程序,塑造组织中角色行为以及营造组织方式和文化。

  经济激励系统属于丰富公共领域资源和满足民众经济利益实现的基本诉求,实现国家生活中的本体性安全。经济激励系统的实现与完善深刻影响民众对国家的信心以及认知和判断,即民众的国家认同程度。贝克(Ulrich Beck)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完善为个体的强化奠定了基础,削弱了人们对集体性范畴的依赖,使得第一次现代社会所建立的集体生活失去了合法性根基,并致使普遍自由和平等这一现代社会的核心原则成为创造各种难为人知的社会形式的始作俑者。③这个论断说明了经济激励对于国家认同一个方面的作用,即推动了个体化的发展。因为西方福利国家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福利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福利国家的建立不仅彰显了平等和自由的思想,而且对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为生活而工作”即工作单位这个“小集体”的束缚,提升个人认同,产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9页。

  参见肖瑛: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生了强烈影响。但是,仅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国家认同与经济激励的关系不仅有偏颇之嫌,而且也似乎太过浪漫化。贝克没有看到民族国家作为理解社会福利国家的决定性前提①一即社会福利制度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和主体一对于国家认同所产生的与个体化反向而行的重要效果。事实上,在现代化转型和发展中,民族国家选择经济激励作为有效途径,推动民众对国家的信心,使得国家的理念、行为和形态具现化于民众的认知并内化于其国家认同,从而创造了有活力的国家认同。

  有效的经济激励系统之所以能够推动民族国家认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使国家成为为民众提供“本体性安全”的载体。吉登斯指出:“个体行动者对对象世界连续性和社会活动构造抱有信任感。这种信任感的基础,在于这些行动者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过程里进行活动的社会情境之间,存在着某些可以明确指出的关联。”②在一个不确定的国家中,经济激励成功地给予个体在例行生活中的本体性安全,从而显著提升个体对于国家认同的程度。在现实生活中,这个观点的佐证材料俯拾皆是。正面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转型发展。十年“文革”结束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着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与个人的利益诉求。经济激励抓住发展这个“硬道理”,使国家从无序转为有序,从停滞走向发展,人民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抵御风险能力日益增强,实现了以经济激励有效性换取国家认同稳固性。反面的例子则是2005年10月法国巴黎郊区爆发的规模浩大的移民后裔暴动事件。二战结束后,法国逐步建立起了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有效促进了法国的民族国家认同。但由于法国社会深刻的种族主义传统,这些经济激励在面对外来移民及其后裔时表现出了严重的种族歧视性,造成后者在生活上、权利上、工作上同法国本土居民之间的严重不平等,对法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大打折扣。一些移民后裔在接受采访时愤然说道:我是法国人,但不是“真正的”法国人。言下之意,他们在法理上已经是法国人了,但在真实的公民权利上却被排斥在法国人之外。

  关于经济激励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福利面临的挑战方面也可得到佐证。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这种冲击并不仅仅局限于整体性方面,还表现在诸多方面,“全球化在冲击民族国家的同时也对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构成冲击;风险的全球化造成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抗拒风险方面的失效”。③所有这些因全球化而起的力量通过经济激励这一中介进入到民族国家认同层面,然后又迂回曲折地最终回到民族国家,1 2最终加剧了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

  众所周知“当个人深信习俗、规则和法律是正当的时候,他们也会服从于它们”。①可见在维系国家团结方面,政治价值系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三个支撑体系中,政治价值系统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同质性最强。通过不间断地灌输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形成对“反身性筹划”个体外在的、客观的、结构性力量,将政治价值中一些基本观念内化为公众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心态,再经过公众个体的理性反思、诠释和再建构,从而完成政治价值社会化过程。公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认同该政治价值“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②这样,政治价值就有效支撑了国家认同。

  当然,集体层面的政治价值与以个人为主体的国家认同之间在理论上也有重叠,这就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说的“机械团结”。在这个背景下,集体意识即集体层次上的政治价值系统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观念和倾向”“当集体意识完全覆盖了我们的整个意识,并在所有方面都与我们息息相通的时候,那么从相似性产生出来的团结就发展到了它的极致状态,但此时此刻我们的个性却已丧失殆尽”。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个性的缺失,国家认同也就缺失了。个人完全处于无意识状态,成了某种集体意识的傀儡,沦为一群完全为集体意识所操纵的“乌合之众”(the crowd)。④虽然建构集体层面的政治价值系统的目标导向明确,即束缚、规约、导引乃至“变身”为个人层面的国家认同,但试图在特殊且短暂的时期通过涂尔干所谓的“压制”⑤或者勒庞(Gustave Le Bon)所谓的“道德净化”⑥实现这个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性是非常有限的。当缺乏个人对政治价值的“反身性筹划”时,换言之,个人并没有对集体层面政治价值的过滤、把握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12页。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5―36页。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90页。

  参见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40页。

  和再构建,政治价值很难让个人的国家认同与其保持“路径依赖”。①恰如涂尔干所言“当国家进入分工状态时,人的个性开始成长,出现了游离于集体意识之外的倾向,个人的反思和批判意识得以培育,人们一旦学会了反省,思想就不能不产生分歧,思想一旦在质上和量上都随人而异,那么国家的离心力就会逐渐增强”。②涂尔干的这段话一方面说明了个体性发育对国家团结的影响以及集体层面的政治价值系统重建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暗示在一个现代国家的分工中,政治价值系统只有通过个人的理性批判和反思机制进入到个人的国家认同,才能真正发挥效力,才能既维护国家的团结又增进个人和整个国家的活力。这一点对于那些企图继续通过愚民手段,即涂尔干称之为机械团结的手法或者马克思所说的“虚假意识”,来实现国家的所谓“凝聚‘、”稳定“和”秩序“的政府和政党应该具有强烈的震撼意义。因此,如何构建有效的、具有”托底“功能的集体层面的政治价值系统就显得至关重要。

  (三)制度组织系统的支撑在国家认同的三个支撑体系中,制度组织系统是最难以界定的。其涵义太过宽泛,既可指涉最为基本的国家制度,如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亦可指涉家族制、单位制这样相对微观的内容;既可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那样从经济运作模式界定制度组织系统,亦可从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视角窥视制度组织系统的构成。本文所指涉的制度组织系统,大致符合以下经典定义:“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③“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④也就是人们有意识地制定并有相应的机构负责强制执行的规则,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形成的诉诸人的自律的基本制度安排和治理模式以及民间组织等。

  从历史上看,很少有前现代的国家会在日常生活的管理上设计出一套统一的、普适性的制度。大多数制度都是在生活中慢慢衍生而出的,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制度。同一时空结构中的各种社会组织方式之间大多不是相互补充和协调的关系,而可能是彼此矛盾甚至冲突的。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在崇尚市场自由主义的国家,一方面这里强调国家认同要通过个人的理性和反思能力,主要依据的是吉登斯的相关观点。

  换言之,理性和反思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具有例行化特点,但又非常有限,混杂有各种非理性因素,并不具有纯粹工具理性的性质。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113页。

  T.W.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3页。

  V.W.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第329页。

  是按照自由主义原则把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管理缩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则是各种普适性法规的出台,用以协调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各种社会关系,同时还自发生长出各种民间组织,对局部的社会生活进行组织和管理。这两类社会组织方式都有碎片化特点,其所组织的社会也不具有“总体性社会”的基本特征。只有推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从计划经济要求出发对社会生活实施非常严格和细致的管理“总体性社会”

  才成为现实。譬如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建立起了非常完备的社会组织方式,包括城市的单位制、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城乡二元分立的户籍制度和阶级分类方法。这些制度安排使每一个人都限定在特定的位置上,而科层制中的人际交往则按照阶级身份、职业身份和户籍身份进行。制度的触角深入到家庭生活的各个细节之中。

  制度组织系统之所以被视为国家认同支撑体系的基本内容,原因不外乎三个:第一“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①事实上,制度组织系统在提供个体本体性安全的同时,也在向个体渗透其蕴涵着的理自身反思和诠释评价与比较制度组织系统背后的理论前提和价值观念。第二,反过来看,任何一种制度组织系统的建设并不完全敞开国家认同,制度是“管束特定行为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②即制度组织系统体现人们已有的价值观念。韦伯在探讨资本主义的宗教起源时给了国家认同与社会组织方式之间这种关系的一个最好例证。他认为,制度“规定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③正是基于个体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认同,催生出教徒按教义行事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和道德准规范,例如入世禁欲主义等等,这些制度组织系统则逐渐演化为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改革开放前,传统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分配诉求也外露为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的产生与运作。第三,正如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④制度组织系统鲜活指涉个体的利益基本格局。

  国家在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中,对于个体而言,多重的压力形塑出多元的利益诉求。

  在给定的制度组织系统下,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一方个体利益满足的同时,必将伴随着另一方个体利益的忽视,而这种满足与忽视正是个体对其自身国家认同时的重要考量因子和价值走向。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25―226页。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第377页。

  戴维菲尼:制度安排的需求与供给,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4页。

  L.E.戴维斯、D.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第271页。

  五、支撑体系的功能匹配如前所述,在以上三个领域中,政治价值系统对国家认同的支撑作用最为关键。

  政治价值系统作为支撑国家认同的关键变量,实质上呈现为与经济激励系统以及制度组织系统契合与匹配共同承载个体的本体性安全的同时,接受个体对其的反身性筹划从而达到内化于其中。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的这段话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是高度常识化的:“每个民族的道德准则都是受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的。倘若我们把另外一种道德反复灌输给他们,不管这种道德高尚到什么地步,这个民族都会土崩瓦解,所有个人也会痛苦地感受到这种混乱的状况。”①显然,在现代化条件下构建国家认同,政治价值与经济激励倘若不相契合与匹配,即使反复灌输下的国家认同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无本之木“,自然引致国家认同危机。那么,决定政治价值系统与国家认同有效对接的生活条件是什么答案就是经济激励系统和制度组织系统。具体来说,个体对政治价值系统的把握、诠释、再建构,一般基于自身相应的经济利益、制度安排与政治需求,并转化为某种可以触摸的形象化指标。苏联赫鲁晓夫把共产主义比喻为”土豆加牛肉“,中国”大跃进“时期把共产主义解读为”敞开肚皮吃饭“等,虽然通俗,但大体符合民众对政治价值系统的理解方式。然后,个体就会运用展现本体性安全的形象化指标来对比现实中的惯例生活质量,最为直观和具体的就是经济激励系统的利益分配和制度组织系统的制度安排。因此,当三者彼此接近时,成功的国家认同才会成为可能。

  反过来,人们也会抽象出具体的经济激励系统以及制度组织系统背后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将之与政治价值系统的具体内容进行对比,并根据结果确定是否接受政治价值系统。

  在一个封闭社会中,政治价值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围绕经济激励系统和制度组织系统的具体状况而调整,用政治价值系统来为经济激励系统和制度组织系统正名,而不至于过于影响国家认同的效果;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三个领域都处在与国际的视野直接比较下,三者之间自由调整的空间就相对捉襟见肘很多。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如果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其基础层面的国家认同出现过高度匹配和快速分化两种情况。相比较而言,在1949一1978年间,国家认同以阶级认同为轴心,体现为人民对国家的总体性认同在基础性领域的三个方面高度匹配。

  支持这种高度匹配的重要条件是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面对十年内乱带来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科技落后、人民贫困的严重局面,不改革开放,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走回头路,意味着僵化,意味着停滞,意味着“折腾”甚至可能“被开除球籍”。于是,实行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大趋势下党的正确治国方略。

  在国家认同三个基础性领域高度匹配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国家生活行为被要求的是信奉共产主义理想境界、遵循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和集体主义的组织方式。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成员间的相互依赖度很高。随着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家认同基础性领域的结构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经济激励系统经历了从相对均衡激励到非均衡激励的转变过程;政治价值系统的构成经历了从价值取向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转变;制度组织系统经历了从单一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到双向互动交换式的多维方式的转变。①此外,中国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开放、进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国家的GDP外贸依存率不断上升,经济生活的国家组织调节一定程度上正在成为“国际事务”。

  在改革的前十年中,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步出现。但此时,不同的社会群体均可以进入商品市场。由于市场准入门槛较低,各个阶层(包括底层群体)可以相对均衡地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成果。1992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劳动力市场逐步开始形成并在90年代中后期呈现出新的特点,比如城乡分隔和部门(国有一非国有)分隔逐渐弱化,但产业分隔日益显现。②这时,垄断性行业的进入门槛较高,甚至排斥外来劳动力的进入。这种产业分隔在社会保障方面不仅体现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所得差别明显,而且表现为自身也出现分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程度越来越高,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逐渐加快了市场化进程。在劳动力市场出现新的产业分隔特点和资本市场逐步开放的同时,也出现了财富向一部分国家成员集中的现象以及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的现象。因此,一些社会阶层对过于强调扩大经济总量、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激励系统的认同也开始趋于分化。

  从政治价值系统构成的转变来看,改革之前,作为中国国家认同政治价值系统的核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对全社会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改革之后,其影响力正面对多种思潮的挑战。所谓新型的消费文化在市民生活中萌生。由于这种消费文化具有政治淡化的倾向,使原有政治价值系统的认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③当西方人文思潮影响下的相关讨论以及对改革进行的反思日益引起社会注意的时候,传统的核心价值体系逐渐成为被对话的一方。这些变化参见金太军、袁建军:政府与企业的交换模式及其演变规律观察腐败深层机制的参见边燕杰、张展都市场化与收入分配对1988年和1995年城市住户收入调查参见王宁:消费社会学个分析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不仅表明人们的价值取向多元化,而且引发了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境遇作出不同的解释和预期。

  当“单位制”与‘人民公社制“作为社会成员的生活、生产和政治活动的基础性制度组织系统时,这两种制度体现出的是集体主义工作伦理、庇护关系、精益计划安排以及社会生活中的泛科层化管理这四个方面的高度结合。①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向纵深拓展的情况下,制度组织系统的传统方式以及它们所依赖的政治社会条件在不断失去重要性。而政府、市场、社会等多种管理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多元治理系统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国家认同基础性领域的上述变化,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30多年改革开放中,经济激励系统、政治价值系统和制度组织系统之间的匹配程度是不断下降的。具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的。在这种政治价值系统支配下,社会成员对当时的主要制度组织系统的评判虽然有时不能达成一致甚至出现争论,但这些争论所运用的话语和思想资源均来自于同一个政治价值系统。所以,这一时期中即使是争论者,他们之间最低限度的一致性还是能够维持的。在此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制度组织对经济激励趋于均衡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激励系统与制度组织系统之间呈现出匹配的趋势。由此可见,在经济激励系统、政治价值系统和制度组织系统之间比较匹配的情况下,基础层面的国家认同对整个国家是具有一定功能作用的。

  然而,这种功能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生了变化。从宏观层面看,由于产权改革的快速推进、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社会资源(包括权力、资本和知识等)在社会结构的不同群体中的日益非均衡配置,以及网络化和全球化越来越波及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各社会阶层间的经济激励逐渐失衡,制度组织结构日趋复杂化,政治价值系统趋于多元化。这些变化使社会成员改变了原有的相互依赖机制。

  换句话说,经济激励系统、制度组织系统和政治价值系统之间出现了不匹配的关系,这将会导致基础层面的国家认同难以为国家整合提供支持。

  在改革早期,制度组织系统、经济激励系统以及政治价值系统这三个领域虽然都有变化,但仍处于比较匹配的状态,因而公众对改革依然持有较高的认同。当改革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制度组织系统中的旧有制度安排一单位制的废除并未伴随着新制度安排的补缺与优化而更新。经济激励系统上,平均主义的诉求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退场而分崩离析,效率作为市场经济的主旋律而大行其道,财富和资源分1996年8月;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

  配不均进一步拉大。然而,执政党与政府对于政治价值系统的塑造与传播仍然保持社会主义既有的价值取向,即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显然,在政治价值系统与经济激励系统以及制度组织系统之间出现了非耦合不匹配的间隙。此时,国内反思改革的思潮正是国家认同的滑坡或者说国家认同危机的体现。因此,随着改革进入深水期,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与民生,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加强反腐倡廉,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增加社会组织活力。在构建这种政治价值系统的同时,这些政策在纠正过去几十年改革过程中的GDP主义弊端、改善民生方面已经初现成效,并得到中国民众的大力支持。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中国梦理念作为一种政治价值迅速为民众所认同,塑造出一种“新的改革共识”并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经济激励系统的建设和制度组织系统的改革,有望形成新的匹配模式的国家认同。

  与改革前不同的是,新的治理尝试实际上不是在单一的政府行政系统内进行的,而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由市场和社会等方面能动地参与进来的境域中开展的,也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层级化与网络化交错并存的治理体系。事实上,作为治理的第一主体政府(包括其各职能部门)在实现国家认同的治理目标时,也使自己的治理能力在超越行政的范围里得到了锤炼。但与此同时,政府也会被牵扯到多种性质的关系过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政府对治理规则与各相关治理主体间关系具备很高的悟性、识别能力和应对手段。可以说,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治理目标,在宏观上取决于制度组织系统、经济激励系统以及政治价值系统等三个基础性领域是否匹配以及匹配的程度,在微观上取决于相关参与者或曰多主体(包括政府在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机制是否健全并能有效运行。

  六、余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通过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平均主义的经济分配方式与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社会政治理想,来推进经济激励系统、政治价值系统与制度组织系统之间的相互匹配,其主要考虑可以说首先是国家层面的政治与经济建设提供全面而可靠的保障。进入改革的前、中期,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激励普遍提升成为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此时推进基础层面国家认同的主要力量不再只有政府,还有市场条件下的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群体。

  时至今日,国家自身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对于获得广大国民的国家认同已非易事,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对国家提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建设目标的认知和期待趋于方面,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和网络时代,国家实现其建设目标的具体活动和市场发展方式往往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域外变数”而国家认同通常具有相对稳定性。如果将后者的建构基于前者这两个绩效会发生波动的领域之上,那么它们之间自然会出现不协调的局面。

  当制度组织系统、政治价值系统以及经济激励系统作为国家认同的三个基础性领域,能够围绕国家生活秩序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关系调适机制的重建,回归到一个相对匹配的结构中,那么,当前的国家认同建设就有可能获得一个稳定的支撑点。事实上,这三个基础性领域的匹配结构,其维持需要一种新的集体合作能力,而这种能力其实是一种适应于多主体框架下治理结构的互动机制。这种新的集体合作能力(或曰新的互动机制)的形成,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往往首先取决于其对关键性规则之变化逻辑的有效领悟。从某种角度看,这种能力的形成将意味着国家认同的实际发育,可以促成一个由国家、市场、社会共同致力于其间的、具有自身运作逻辑的自我调适系统的出现。这个系统的积极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人们抵御现代经济发展的风险,也可以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建设提供基础性支持。

  它不同于仅仅满足于私人物品供给与生产的市场系统,也不同于注重公共物品供给的国家治理系统。由此看来,新时期国家认同建设的基本途径,没有完全能够依据的现成理论与经验。我们需要对西方先发国家的借鉴,但更要尊重后发中国既有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然而,无论是西方的理论成果还是我们既有的经验,都已经日益滞后于急遽转型的中国现实。

  事实上,现代国家处在一个多重逻辑共同作用的状态中,如全球化逻辑、后工业社会逻辑、风险社会逻辑等相互交织、叠压、互动,客观上在消解着前现代性和现代性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一切固定的东西,甚至有时“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①在全球化时代,探索国家认同的实现逻辑,需要我们科学把握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共性与差异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责任编辑:李放责任编审:傅军胜〕1参见弗兰茨克萨韦尔考夫曼: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王学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页。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第133页。

  弗兰茨克萨韦尔考夫曼: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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